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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稿 | 中亞2022:百年變局中的躁動與調整

          編者按:

          2022年的中亞地區形勢發展是在一場場令人關注的事件中渡過的,其中有的出乎意料,有的也似曾相識。哈薩克斯坦的“一月事件”,塔吉克斯坦的5月戈爾諾-巴達赫尚暴力襲擊事件,烏茲別克斯坦的7月卡拉卡爾帕克斯坦騷亂,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間的9-10月武裝沖突,這些接連不斷發生的事件難免讓人們產生這一地區是否進入了多事之秋的猜測。同時,在喬爾蓬-阿塔召開的第四屆中亞峰會、撒馬爾罕上合組織峰會、阿斯塔納亞信峰會和俄羅斯+中亞五國峰會等重要活動,又向世界展示出中亞各國領導人積極爭取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努力。在這一年里,兩種相對的力對中亞地區形勢發展走向產生出前所未有的作用,因而展現在人們面前的也是一幅空前跌宕起伏畫面。

           

          當今世界正在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歐亞地區狀況頻發卻似乎成為這場世界疾變中的焦點。如此頻繁而密集發生的高烈度突發事件絕非偶然,構成蘇聯解體后三十多年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局面,使上述擔憂的產生也并非杞人憂天。而造成這一地區性形勢特點也確有其地緣政治原因。

           

          一是歐亞地區處在世界上正在趨于老化政治經濟中心——歐洲與21世紀經濟最活躍的區域——亞太之間的邊緣地帶,兩個發展狀態反差最大的區域產生不同方向的應力對歐亞地區釋放和擠壓,造成這里成為各類型經濟體競相參與、各大戰略力量相互競爭、各種矛盾集中交匯的地區;

           

          二是歐亞地區在三十多年前以蘇聯解體為起點開始的地區格局重構,到目前為止仍未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地緣政治板塊,年輕的民族國家構建進程還處于不穩定和社會發展模式的探索中。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時空疊加,不僅世界格局的大變革產生的沖擊使地區各國應接不暇,而且它們內部的大量社會矛盾不僅沒有得到基本解決,反而經過三十多年的積累和發酵進入了集中爆發的節點。

           

          中亞地區不僅受到這種區域性動蕩的影響,同時各國也因身處其中而成為上述活躍因素的發源地。

           

          一、進入國家發展轉型關鍵期

           

          為了應對三十年前蘇聯解體的動蕩局面,中亞各國普遍以加強以總統為核心的國家權力阻止國內族群對立和分裂,用強大的行政力量遏制宗教極端勢力的蔓延,并竭力挽救因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而瀕臨崩潰的國家經濟。經一段短時間的摸索和磨合,中亞各國先后確立了總統制權力架構。

           

          應該承認,這一中亞特色的政體為各國平穩渡過獨立之初的政治脆弱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時又由于各國權力過度集中,圍繞著總統及其家族形成了固化的權力核心和龐大的利益集團。在總統制政體過度消費了三十年后,中亞各國面臨的內外政治現實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政體調整已迫在眉睫。例如,在獲得獨立后的三十多年中,中亞各國社會結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據獨聯體統計委員會公布的數字,在獨立前的1991年,中亞地區總人口為5076.03萬。到2017年時突破了7000萬大關,預計到2025年將達到7822.26萬,而到2030年將達到8197.25萬。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30歲以下國民人口均超過50%以上。建國初期,大多數中亞民眾對蘇聯政治文化的歷史記憶和長期游牧社會的部族傳統構成了公眾心理上對總統制政體的社會認同。

           

          然而,三十年后的人口結構變化使這種認可度大大下降。獨立后出生的年輕公民已經成為中亞各國的社會主體,他們的意識形成伴隨著全球化的大量國際思潮的涌入,導致對各國現政體的質疑和批判成為一種社會時尚。在哈薩克斯坦“一月事件”中,曾出現90后、00后充當打砸搶燒急先鋒的現象進一步證明了這種思潮激化后的破壞性。

           

          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領導人均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分別啟動對現有政體的改革。托卡耶夫總統提出改變超級總統制,建立“第二共和國”。米爾濟約耶夫發起自下而上的憲法改革,以“公民社會”內容建設“新烏茲別克斯坦”。

           

          從他們已披露的信息看,正在進行的改革是在總統制前提下為適應社會變革而采取的重大政治舉措。但在地區政治安全形勢極其復雜嚴峻的當今時刻,開展觸動國內強大利益集團的政體改革,其風險可想而知。

           

          與此不同的是,吉爾吉斯斯坦在扎帕羅夫當選總統后通過全民公決又恢復了總統制政體,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已經啟動了阿塞拜疆模式,中亞各國在政體建設上的差異性逐漸擴大。經過了三十年民族國家構建歷程的中亞各國是否已經找到了適合于自己的政治制度模式,看來這仍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而各國實施大開大合體制改革對政治前景和社會穩定帶來的不確定性卻是引起外界普遍關注的問題。

           

          二、平衡外交的更加多元選項

           

          由于中亞地區處于歐亞大陸腹地的特殊地理條件,周邊強大政治和文化中心影響力的參與成為域內文明進步的必要條件之一。蘇聯的解體結束了中亞各民族以超級大國身份與世界對話的歷史,在全球性和地區性權力中心之間采取平衡政策成為中亞各國爭取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同時,為了克服遠離世界政治經濟中心的劣勢,吸引世界大國的關注,利用大國實現地區利益存在的博弈,甚至借助于大國間的戰略利益分歧和競爭求得存在與發展空間,也是中亞各國期望達到的理想對外關系格局。

           

          但全球戰略力量消長并無常態,這就要求中亞各國的多邊平衡對外政策目標必須在不斷調整中才能實現。世界進入百年變局,全球和地區形勢出現一系列重大變化,中亞各國平衡外交調整的幅度也隨之加大。

           

          哈薩克斯坦“一月事件”爆發,在托卡耶夫總統的要求下,俄羅斯主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緊急維和行動避免了事態的擴大。然而,在通過處置這一突發事件的安全合作(這應該是集安組織成立以來首次針對成員國內亂采取的軍事維和行動)似乎加固了哈俄戰略伙伴關系的一個多月后,俄烏沖突爆發了。

           

          俄羅斯對烏克蘭開展“特別軍事行動”的“去納粹化、去軍事化”兩大目標引起中亞國家的聯想,而當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公開表示不承認烏東獨立、不幫助俄羅斯規避制裁等基本立場后,一些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向中亞國家發出“誰將是下一個烏克蘭”的警告和威脅,更加引起中亞各界普遍反感與抵觸。

           

          而隨后俄羅斯暫停里海石油管道運營,使中亞各國意識到現實威脅。與此同時,美國加大針對中亞各國與俄羅斯關系的離間。布林肯、沙利文從俄烏沖突發生之日起就利用各種對話渠道做中亞國家工作,甚至以烏克蘭現狀相要挾再次提出在中亞建立軍事基地的要求。

           

          負責南亞和中亞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唐納德·盧率團5月訪問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四國,以“加強美國與中亞地區的關系,推動共同建設一個更加互聯、繁榮和安全的中亞”。11月,這位在吉爾吉斯斯坦擔任過大使的美國國務院高官又訪問了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三國。在土庫曼斯坦接受采訪時公開稱,“中亞地區各國正受到俄羅斯與烏克蘭沖突的壓力,因此訪問的目的之一說就是加強中亞國家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

           

          俄烏沖突引起的綜合影響,使中亞各國在對外政策上出現較大幅度調整。在6月圣彼得堡世界經濟論壇上,托卡耶夫一面在主旨發言中強調哈方對歐亞經濟聯盟和大歐亞伙伴關系的支持,肯定與俄經貿關系對哈經濟安全的重要性,一面又高調公開拒絕承認烏東三地獨立。

           

          8月,塔吉克斯坦協同美軍中央司令部在其境內舉行“區域合作—2022”軍事演習(«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 2022» ),這在建有俄軍201綜合基地的塔境內首次舉行的有美軍參加的聯合軍演,也是1994年“和平伙伴關系計劃”合作中美軍作戰部隊赴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軍演后第二次踏上中亞領土。

           

          吉爾吉斯斯坦總統扎帕羅夫以事務性原因拒絕參加10月初在圣彼得堡舉行的獨聯體非正式峰會,隨后又宣布取消原計劃在吉舉行的獨聯體集安組織維和部隊“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2”( «Нерушимое братство – 2022» )聯合軍事演習。俄羅斯明顯意識到這些變化,為了維持這一特殊利益區,10月在阿斯塔納舉行了俄羅斯+中亞五國峰會。此前不屑于效仿美、歐、日、印等國通過建立“C5+1”機制與中亞國家對話的普京總統,此次在阿斯塔納也耐心聽取了中亞各國領導人的不滿和埋怨。

           

          國際形勢的劇烈變化和國家關系的快速重組,使一些地區大國較此前對中亞地區投入了更大關注。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國分別利用各自的條件和渠道,紛紛在不同水平的地緣目標下加強與中亞國家的聯系與合作。這一趨勢為中亞各國長期奉行的平衡外交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選項,有助于中亞地區在與周邊區域的合作中克服自身的發展困境,也有利于中亞各國建立起更加通暢的國際聯系通道。

           

          三、反復糾結中的地區一體化

           

          由于自然地理分布和蘇聯劃界歷史的原因,中亞各國獨立后在水源、土地、道路等重要經濟資源劃分上無法清晰交割。因此三十年來各國間在上述問題上的爭端和摩擦不斷,甚至釀成國家關系上的對立和沖突。

           

          近年來,中亞各國領導人開始認識到本地區國家關系的改善與否,關系到每個獨立民族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太多的地區共性因素,制約著中亞各國必需形成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體。這種意識的形成,促使中亞各國開始將通過對話與協作解決阻礙共同發展的問題提上地區議事日程。

           

          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卡里莫夫時代結束后,新任總統米爾濟約耶夫率先推動了中亞國家間關系的改善。2018年3月,召開了首屆中亞國家領導人非正式協商會議(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ая встреч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國內學界稱之為“中亞峰會”)。這是取得獨立后的中亞各國元首第一次在沒有大國參與的情況下閉門討論本地區事務,被國際輿論普遍視為啟動地區一體化的標志性事件。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困擾中亞各國多年的邊境、領土、水源等糾紛,成為中亞峰會的首要選項。盡管中亞國家領導層的確認識到長期困擾各國發展的地區鄰國關系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程度,但是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矛盾又過于復雜,即使達到基本化解的水平也需要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今年7月,第四屆中亞峰會在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畔的喬爾蓬-阿塔市舉行。這次會議上簽署了峰會5年來第一份重要法律文件:《哈、吉、塔、土、烏五國關于面向21世紀中亞發展的友好睦鄰合作條約》。但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兩國總統以需要本國議會通過為由而未簽字,使這一條約成為法律程序不完整的多邊文件,讓本屆中亞峰會的成果大打折扣。這次中亞峰會凸顯了中亞一體化面臨的窘境,受內外政策和社會因素影響,中亞各國對地區一體化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在世界和地區形勢發展充滿不確定性風險的今天,各國國內民族主義思潮在對外政策上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

           

          在近年烏茲別克斯坦等多數中亞國家采取積極步驟解決與鄰國邊界、領土問題的同時,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兩國間卻多次發生嚴重的邊境沖突。2021年4月,因塔方人員在邊境地區安裝攝像頭引起雙方械斗,從邊民互擲石塊、獵槍射擊,發展到兩國邊防部隊交火,導致19人死亡、87人受傷。后經雙方國家安全委員會緊急會晤和兩國總統電話磋商,才勉強達成;饏f議。而今年9月吉塔邊境地區沖突再起,其規模和烈度達到兩國獨立以來前未曾有過的程度:一是由以往僅限于在邊境上或某一飛地的一兩個點發生沖突,擴大到幾乎吉塔邊境全線交火;二是由此前多數的邊民械斗和軍隊介入后的輕武器交火,發展到動用裝甲車、坦克、直升機和無人機;三是造成了空前的人員傷亡和直接經濟損失(上百人死亡、數百人受傷、10多萬人流離失所)。而且,原有的邊界沖突調解機制效率明顯減弱,中亞其他鄰國和俄羅斯參與調解的意愿與作用也大大下降。

           

          四、結語

           

          2022年對于中亞地區而言是個極不尋常的年份,無論各國謀求發展和變革的積極舉措,還是構成動蕩影響的一起起突發事件,都將世界的關注目光聚集到這個僅有三十年獨立民族國家經歷的年輕地緣政治區域上。通過對2022年中亞各國主要動態指標的觀察,有幾個明顯成為趨勢或發揮突出作用的變量值得繼續關注,并可由此形成在國際變局背景下更全面的對中亞地區政治、安全、社會發展走向的認識。

           

          首先,在獨立三十年后,中亞各國之間已經在構建民族國家的路徑、模式和階段上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不論是在國家政體的改革方向上,還是對地區一體化的態度上,這種差異性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在與域外大國合作的不同選擇,將更會加速這種差異性的擴大與深化。這一趨勢不僅對中亞地區未來的發展產生影響,而且也將改變國際社會對中亞地區的認知角度與合作方式。

           

          其次,蘇聯的建立與解體的歷史遺留因素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中亞國家的政治進程和社會穩定。從烏茲別克斯坦卡拉卡爾帕克斯坦全境騷亂,到吉爾吉斯斯坦與塔吉克斯坦之間的邊境沖突,建立蘇聯時在中亞地區進行的民族國家劃界時,以行政手段強制執行的方案留下的矛盾至今依然是引發中亞各國間糾紛和沖突的誘因。而且,在地區政治形勢動蕩和國內民粹思潮抬頭時迅速發酵,釋放出足以影響國家關系和地區穩定的破壞性能量。

           

          第三,更多域外勢力的介入使中亞地區政治、經濟、安全進程的不確定性增加。與中亞各國加大平衡外交政策的調整和強化互為因果,除傳統的俄、美、歐、印、日等國對中亞地區的關注度繼續加大外,土耳其、伊朗、科威特、卡塔爾等區域性國家與中亞地區各國的聯系也在加強。這種趨勢一方面對有助于中亞地區國際化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將使作用于本地區的外部影響力的矢量更加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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